人权在辛亥革命后难以为保者，其因概在于缺乏滋养人权制度的文化。

考虑到这一背景，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内地的宪法监督始终在制度与实践层面裹足不前的同时，全国人大却能够果决地行使合宪性判断权，力挺两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合宪性。可见，我们可以也应当将宪法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有效性与适用性两个问题区分开，并聚焦于适用问题。

王理万：《港独思潮的演化趋势与法理应对》，《港澳研究》2017年第1期。另一方面，《香港基本法》第11条又自升位阶，这显然是无法调和的立场冲突。这说明，宪法特别法说的应用方式，不应是一次性地、整体性地诊断，而应当是在具体的规范领域内对相应条款作出比对、甄别和认定，再决定特定宪法条款是否适用。[35]在此基础上，基本法的自足性理论的具体主张可分述如下：第一，全国人大关于基本法合宪性的《决定》的法律效果是，不得以基本法条文与宪法条文在文义上或适用上的冲突为由，拒绝在特别行政区制度与政策的范围内适用基本法。第二，《香港基本法》的目的在于建构、维护和发展一套适合香港自身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这一法律秩序亦包含对(地理意义上的)特别行政区以外的有关国家机构的授权，因为非此不足以确保一国两制方针的落实。

由于人们常常把香港特别行政区不能否认宪法是有效的法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应直接适用宪法条文这两个主张相混淆，才引发各种争议和相关学说。因此，胡教授后来也转而提出，不宜以立法形式确认这些条款的分类，而是应逐步讨论形成学界共识。[19]龚群：《洛克的自然权利说》，载《道德与文明》2016年第6期，第68页。

反过来，也可以说是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不同的历史与文化缔造了不同禀赋性情和偏好取向的人。前者对法益的保护依靠的是自我主张的司法救济，后者对法益的保护依靠的是不以个人是否请求为前提的制度上的、组织化的、整体上的积极促进。仅仅依靠自己的意志行事、发展自己、成就自己，在中国自古至今都不是主流观念。这样的一种理性人形象是先验的、原子化的、独白式的，是平面的而非立体的，是独在的而非共在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其上的人权是单薄的人权。

陈独秀时代的人们为发动革命计、为创建新中国计，发起全方位新文化运动，厥功至伟。神-人关系是基督教文化的深层构造，宗教人形象与概念就奠基于其上。

在中国现代理念形成过程中，血缘-家族人被基于关系他者责任的共在人所取代，这其中变化的是群与己各自的性质以及群己关系范围与性质，而非群己关系架构的被颠覆。人文社会科学上，人们梦想将一切建构于同一人性基础之上的所有尝试也都宣告失败了。[3]回到生活世界，回到文化与道德的多元上，就是回到厚实人权，就会形成不同的人权理论与实践形态。要构思一个最好的人权概念，就必须选择一种最合理的人的概念。

然而，中国近代以来的文明转型并没有按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期盼和设想的路线行进。对西方人来讲，一个观点只要逻辑上讲通了，往往就能认可。但正像赵汀阳指出的那样：现代发展到了极致而产生的全球化运动确实把所有人卷入到一个无处不在而难解难分的游戏之中，但到目前为止，仍然没有产生出能让所有人普遍接受的游戏规则。吴伟光认为中国社会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政治基础所形成的‘人民-中国共产党-社会组织的社会组织形式，在改革开放之后又借鉴了西方的‘个人—私权与市场—社会组织的组织形式[51]，当代中国人权的双体系构造是与这一社会组织形式同构的。

即使在经济与生活已经相当现代化的当下中国，也是如此。而心理-价值层是日积月累而成的思维方式、社会心理结构、核心价值构造层，这是文化最为深层的部分，也是最难撼动的超稳定部分。

在理念与逻辑层面，推演出最低限度的人权是比较容易的，最低限度的人权是单薄的人权，人们在单薄人权上达成共识比较容易。基督教哲学千余年对上帝形象的精心塑造为后世理性人的诞生准备了理念素材：上帝的高度决定了人的高度，上帝的意志自由性决定了人的意志自由性，上帝的至上性决定了人的至上性。

在价值观上，西方在近代以后转向个人本位，转向以己为本、以利为先。（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生存权发展权为首要的基本人权、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等原则更加凸显。但在人权理论研究上，如果一味坚执抽象理性人、平面独在人预设而不觉，就是一种现代版的固步自封。陈帮峰指出：在自然法理论鼎盛时期，主观权利被视为客观法的来源，所有客观法规范都可以使用主观权利话语来解说。但遗憾的是，因为二战后人权在诸种理念中胜出并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拥获了绝对正义地位，所以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也无论是在实践界还是理论界，人们讨论人权时往往都比较容易遗忘其历史文化性。

[55]当代中国人权的全体性与个体性双面向体系，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实践探索的结果，也是基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同时也是中国源远流长的群本位文化传统决定的结果。[3]麦克.沃尔茨（Michael Walzer）区分了厚实价值观与单薄价值观。

西方人权基于个人本位，基于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近代以后中国知识体系从自然科学到哲学社会科学开启了向西方全面学习的历程，受上述线性进步史观影响，我们主动而积极地将西方概念、范畴与思想体系引进到了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研究中，这对推进中国的科技进步、经济社会发展、政治法律制度乃至人的现代化无疑是极其必要的。

[24]理性主义集大成者康德认为作为理性存在者的人具有至高的综合能动性，因而能够为自然界立法，自然界的最高法则必然在我们心中，即在我们的理智中。人权是上帝死亡后的新上帝，因而也是西方近现代历史的缔造者。

人权学者寻找这其中的原因时习惯将其指向外部原因，比如存在人权恐惧症和中国社会尚未形成接纳人权的必要条件等原因。我们可以看出列维纳斯的他者伦理与中国传统关系伦理精神的内在契合。三、规范世界中人的规定生活世界中人们的行为与行动方式的转型离不开理念的激变、刺激与化育，但更直观有效的是制度与规范世界的强制与规制。而与此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奉行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强调人人充分享有人权等原则与前面强调的人民性原则同步提升。

居庙堂之高的人权不忧其民，反而将人彻底遗忘，这是现代人权尤其是天赋人权论内在精神分裂的典型症状。[42]参见赵汀阳：《共在存在论：人际与心际》，载《哲学研究》2009年第8期，第25页。

由人民民主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国营经济优先发展、实行计划经济等所决定，1954年宪法虽然在详细列举公民的基本权利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是被拘束于全体先于个体国家与集体利益先于个人利益的逻辑之中的。[27]近代独立自由的理性人理念构筑成型过程，毫无疑问就是人对神的不断质疑、批判、否定并最终实现完全超越和彻底替代的过程。

在今天世界上，文化差异巨大的国家有着相同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法律制度差异巨大的国家却有着同样发达的器物科技文明的现象并不少见。在今天，我们自认已经成为了现代人，自不会再有五四时期在巨大强弱张力之下深入骨髓的比较。

而除了主观人权体系，还有一个客观人权体系存在于一国宪法与法律之中，即对每一个人来说有价值但难以向个人赋权的、政府不应被动回应而应予以积极保护的人权体系。[5]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转引自张宝明、王中江主编：《回眸〈新青年〉.哲学思潮卷》，河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99-300页。其中的根本缘由在于西方人权的人学预设与中国人的生活以及关于人的观念都是不一致的，甚至是根本对立背反的。[61]参见齐延平：《数智化社会的法律调控》，载《中国法学》2022年第1期，第80-82页。

一、生活世界中人的自在生活世界中的人是社会性与自然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精神性与物质性的统一，是理念和规范世界朝向的根据和对象。[46]这场论争最后以罗隆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其观点并没有为宪法性文件所采纳就是明证。

全体面向人权积极促进与个体面向的个人尊严、权利与价值实现了平等前行、同步发展。西方人讲人权先于国家，这里的国家相当于非常具体的政府的概念，而中国人观念中的国家往往指的比较宽泛的文化、政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

[52]齐延平：《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生成逻辑、价值面向与实践机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坚持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之学理阐释》，载《法学家》2022年第6期，第6页。本文主张必须将人权——特别是制度与规范性人权——予以手段化和技术化，也就是要在方法论而非价值论上来认识人权。